在理工大學如何講好人文藝術通識課
發(fā)布日期： 2020-01-01 供稿：光明日報
編輯：吳楠 審核：王征 閱讀次數(shù)：原文標題：在理工大學如何講好人文藝術通識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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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到理工科的學校開講美育課，是不是有點給理工科的學生們‘補課’的意思？”日前，飽受公眾關注的央視《一堂好課》欄目將一堂美育課帶到了北京理工大學，開課之前，一位同學這樣向“好課班主任”康輝提問。
提起人文藝術類通識課，大學生們不會感到陌生。除專業(yè)課之外，學生須修滿人文、藝術類選修課程的若干學分才能畢業(yè)，這一要求已越來越多地出現(xiàn)在各高校本科生的培養(yǎng)方案里。傳統(tǒng)理工科優(yōu)勢院校對通識教育的重視也體現(xiàn)在課程開設、活動開展等各方面。但另一方面，學生挑“水課”湊學分、教師將通識課上成“概論式”專業(yè)課的情況也似乎屢見不鮮。
那么，當下理工科學生究竟是否需要靜下心來“補”一門通識課？理工科優(yōu)勢院校通識教育如何能擺脫“放水”“被邊緣化”“重知識輕價值”的局面，真正突出立德樹人理念和本校特色，讓學子們有所受益？記者進行了采訪。
通識課應重在“融通”，旨在“成人”
“在這個容易浮躁的年代里，這門課或許能讓你平靜下來。你要立志，請先想想要立什么志；你要做人，不妨思考該做何種人。”曾經選修顧濤老師《史記》研讀課程的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學生李驍原如是說。
為什么人文素養(yǎng)課程必不可少？重慶大學土木工程學院副教授黃煜鑌曾撰文提出，我國全面推進素質教育以來，理工科大學生的人文素質在某些方面有所加強，如更熱愛自然，更有社會責任感，更珍惜親情和友情等。但在反映人文素質核心的人文精神層面仍然令人擔憂，主要表現(xiàn)為人文價值比較模糊，心理承受能力、社會適應能力較差，法制觀念淡薄，文化素養(yǎng)也比較欠缺，特別是文學藝術修養(yǎng)方面。可見，通過開設通識課程提高學生人文素養(yǎng)，還是有迫切需求的。
從政策層面看，教育部在2014年發(fā)布的《關于推進學校藝術教育發(fā)展的若干意見》中提出，普通高校應按照《公共藝術課程指導方案》要求，面向全體學生開設公共藝術課程，并納入學分管理。記者調研發(fā)現(xiàn)，大部分學校還是滿足了這一要求。然而，不少學者認為，這類課程當下普遍存在“被邊緣化”“重知識輕價值”等突出問題。
福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吳慧娟曾撰文提出，由于沿襲技術治學的理念，許多理工科院校管理者認為人文素質教育在技能教育中僅是知識面的擴展，人文學科只是大學課堂的“點綴”，因此大多仍然沿用傳統(tǒng)的課堂單向灌輸模式，側重于人文學科理論、體系和范疇的教授，且以顯性知識為中心，突出具體的、直觀的知識，淡化了虛擬的、想象的、情感的、富有美學意義的隱性知識。
理工科院校人文教育課程難以滿足學生的需要，也體現(xiàn)在學生的選擇上。“例如在清華，有的學生人文基礎很好，有時會選人文學院的專業(yè)課去聽，一個側面也說明面向他們的通識課的深度還不能完全滿足其學習的需求。”清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顧濤說。
開好通識課，更是幫助學生實現(xiàn)人的全面發(fā)展的需要。顧濤表示，通識課的核心重在“通”，“清華打造特色通識課，目標要實現(xiàn)三個‘通’，即古今、中西、文理的融會和貫通。所以不但需要完成知識的傳授，更要有能力的培養(yǎng)。為什么要帶領理工科學生讀《史記》？回顧校史，學界前輩如顧毓琇、錢偉長、丘成桐等在理工科領域取得成就的科學家，對《史記》文本極為熱愛和推崇，甚至沉浸在其中，他們都是文理兼通的杰出人才。丘成桐曾說，《史記》指導他在人生關鍵重要時刻如何做選擇；不少學者、大家也提到《史記》‘啟發(fā)了他做學問的方向’，通過精讀文本，啟發(fā)大家更好地理解中國、理解中國人，并把這種思考融入自己的學術、工作生涯中，才是這門課的目的所在。”顧濤說。
“在我看來，通識教育的核心是塑造一個完整的人、完整的靈魂。作為一名‘理工男’，未來很有可能成為一名電子工程師。不過我想，在這個職業(yè)身份‘標簽’下的那個飽滿而有趣的靈魂，可能才代表真正的我。”清華大學新雅書院2017級學生陳宗昊在書院開學典禮上這樣講道。
通識課不應是“降標”的專業(yè)課，也需精心打造
讓理工科同學們像修人文學院的專業(yè)入門課一樣，去閱讀繁體字、豎排本的古書，是《史記》研讀課的一大特色。顧濤表示，為了讓同學們適應這種閱讀，在課程一開始的幾周會讓同學們抄寫《史記》中的一篇。“但即使是抄寫，有同學就錯了幾十處之多，可見閱讀難度方面挑戰(zhàn)還是挺大的，在課下同學們要花費大量精力準備才能跟上課程討論進度，甚至會占用不少專業(yè)課的時間，造成一定的壓力。”
顧濤認為，通識課不能上成一門降低難度的專業(yè)課，通識課之所以不同于專業(yè)課，并非是由于難度較低，而是課程的指向不同。“《史記》研讀課在難度上、課程挑戰(zhàn)性上可能和專業(yè)課相當，它和專業(yè)課的差別是能力培養(yǎng)路徑不同。比如人文學院的先秦史研究課程會要求進行史料的批判、鑒別、取舍，和出土材料的互證，《史記》是作為材料、文本來分析，這些培養(yǎng)要求是專業(yè)課需要的，而面向全校的課程不能上成這種課；但同時也不能上成《史記》通論，或者像講壇類節(jié)目一樣來講歷史故事。”顧濤強調，這門課開課的目的是引導同學們讀出文本里的文史精神，讀出司馬遷的歷史觀，突出課程的思想性就尤為重要。
為了打造這樣一門課，顧濤表示，其備課的投入絕不少于一門專業(yè)課。為了突出通識課中西貫通的特點，顧濤設計了《孔子世家》和《圣經·智慧書》、《屈原賈生列傳》和柏拉圖《斐多篇》、伍子胥“復仇”故事和古希臘悲劇《美狄亞》對比閱讀的環(huán)節(jié)。為了選擇合適的對比閱讀篇目，顧濤曾花費很多時間研讀西方經典文本，而這些早已超出其科研關注領域。
精心打造一門通識課，一些院校嘗試在提升和優(yōu)化學生體驗方面下功夫。北京理工大學的漆藝制作課上，漆畫作品的每道工序之間都需要自然風干一周，晾干后，還需要用不同標準的砂紙以及漿灰進行反復打磨。這期間總會有些同學跟不上進度。面對這一現(xiàn)狀，任課教師耐心地幫助學生協(xié)調時間，還要盯著每名學生按照自己的圖案特點從粗到細耐心打磨，以呈現(xiàn)出更好的藝術效果。金屬工藝課程上，退溫后的銅板要放在一塊特制的膠墊上，20厘米見方的墊子看似不起眼，但其材質軟硬特別講究，也是決定作品質量的關鍵因素。為了找到墊子最合適的材質，授課教師崔成摸索了整整三年。“對于非專業(yè)學生，手工藝在不熟練的時候失敗率是很高的，我想最大限度地保護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獲得感’。”
北京交通大學建筑與藝術學院副院長張野表示，工科學生從思維特點上看一般比較理性，重視邏輯，所以在課程設計上需要偏重邏輯性與應用性，還要注重結合當代大學生的愛好、關注點來講藝術。“比如結合當下熱門的電影，在課上會從電影的畫面出發(fā)引出主題。在理論教學上還常采用‘翻轉課堂’的形式，學生課后拓展學習后在課堂上與教師互動交流，將有限的課堂時間用在師生思想的碰撞上，無形中活躍了氣氛，增強了對藝術和美的領悟。”
打造精品通識課還需結合學校特色統(tǒng)籌安排
采訪中，不少教師、教學管理人員表示，要切實調動教師熱情去打造通識課“精品”，還需要學校層面的頂層設計和統(tǒng)籌安排。
黃煜鑌認為，在目前的普通理工科大學中，通識類課程常由社科部或人文學院開設，而此類學院常常被“邊緣化”，師資力量薄弱而且編制有限，因而難以吸引到青年才俊以壯大力量，人文氛圍的營造等方面也會出現(xiàn)明顯的不足，優(yōu)秀師資的缺乏導致教學效果平平，也會使人文教育的實效性受到嚴重影響。
“我認為工科大學做美育，形勢還是比較嚴峻的，相比文科或藝術類院校，美育的氛圍還是相對小眾的。‘寬口徑、厚基礎、有特色、重個性、強能力、求創(chuàng)新’是交大的教育理念，‘寬口徑’就是要培養(yǎng)學生全方位的素質，也是學校一貫的做法。學校教務處對通識教育有明確的頂層設計，經常通過教改項目研究美育課程如何適應工科背景下的各專業(yè)學生，如何適合學校定位特色。”張野表示。
“例如，在2020版培養(yǎng)方案中，建筑與文化人類學、鐵路建筑遺產保護與開發(fā)等課程能夠讓學生對建筑與文化、建筑與城市發(fā)展的關系、老建筑及其背后的文化有所了解，這些特色課程和學校軌道交通特色緊密相關，是具有交大特色的藝術鑒賞課程。”張野說。
顧濤表示，打造一門精品通識課對教師的挑戰(zhàn)之一就是要投入大量精力，這會和科研、專業(yè)課教學時間有一定沖突，甚至會在短期影響科研成果的數(shù)量，需要在一定時間之后才能顯示出對科研的促進。“要把課講到讓外系的同學能接受，有吸引力，實際上授課難度上比專業(yè)課要大，不能把專業(yè)課‘注些水’，擺一些‘大路貨’給同學們，所以課程開發(fā)對教師會有比較大的挑戰(zhàn)。”
“我認為從長期來看通識教育有跨學科的意義，但短期很難見效。清華畢竟是以全校之力推動，有資金、人力、課時的全方面保障。如果要在更多學校推廣，學校需要有相應的頂層設計，激發(fā)教師的積極性。”顧濤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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